毛泽东诗评屈原投汨罗江

发布时间:2017-10-22 10:47:55 ????

毛泽东诞生在与湘江相邻的湘潭韶山冲,清代乾隆二年《韶山记》记载:“韶山,南楚一名山也。”两千多年前,楚国伟大的诗人屈原诞生在长江之畔的秭归乐平里。他们诞生地均与江、山紧密相连,可谓山青水秀,人杰地灵,而且诞生地均属楚国疆域。湖南沅湘一带,曾经是屈原流浪过的地方,呕歌过的地方,也是他殉难的地方。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从韶山到湘乡、湘潭,再到长沙,均是楚风极盛之地。也许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缘”情结吧,毛泽东对屈原可谓情有独钟,终身喜读《楚辞》,并将自己的诗词熔铸成新一代的“离骚”。

屈原,名平,字原,出身于楚国贵族。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提倡“美政”;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是,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于秦国。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自杀。

屈原是战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是楚辞的主要代表作家。“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作品的归属和真伪,在汉代就有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所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较大。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全诗大致可分为前后两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重在通过幻想方式,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离骚》集中表现了屈原对美好政治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始终不懈的斗争精神。全诗才气纵横,感情激荡,震撼人心。

在屈原之前,《诗经》中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而屈原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及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这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新时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忠君爱国,无私无畏,勇敢坚强,至死不渝地追求理想的实现。由于表达这种感情的需要,屈原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出恢弘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总之,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在中国诗歌史上有重要地位。《诗》、《骚》并称,成我国古典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特别是《楚辞》中屈原的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沉郁的感情、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楚辞的比兴寄托手法,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且能开拓到篇章构思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楷模。而楚辞对其后的赋体、骈文、五七言诗的形成,又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诚如南北朝时期着名文学理论家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韶山文化积淀深厚,诗风颇浓,毛氏宗祠墙壁上画有舜的二妃娥皇、女英事迹的图像,这些人物都在屈原作品中出现过的。毛泽东从小耳濡目染,当碰到《楚辞》有关描写时,自然不会感到神秘莫测,而是亲切有趣。这也促使他从很早就爱读屈原作品。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就在《讲堂录》中,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了《离骚》、《九歌》全文,在《离骚》正文的天头上,写有各节的提要。

1915年5月,毛泽东通过《征友启事》结识了罗章龙。他们第一次会见,谈了两三个小时,内容涉及很广。其中就有对于《离骚》的讨论,毛泽东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归后,罗章龙还特意赋诗以记交谈之事,题为《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诗中有“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句。“策”,指贾谊的《治安策》;“骚”,便是说的屈原的《离骚》。

1918年春,罗章龙赴日本留学,毛泽东赋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送别,诗中有“年少峥嵘屈贾才”句,将屈原、贾谊并称,可以看出屈原已成为那批同学学习的榜样。

1951年7月7日,毛泽东邀请周世钊、蒋竹如在中南海划船时,曾说:“《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毛泽东还多次在政治外交场合提到屈原,并且数次向国外元首推崇、介绍屈原。

着名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任苏方翻译。一次,毛泽东与他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在谈到屈原时毛泽东曾发了一段较长的议论,其中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这当是毛泽东对屈原最高、最全面的评价。把自己看作屈原“生命长存的见证人”,推崇程度真是有点至高无上了。令人深思的是,毛泽东为什么此时大谈屈原,这流露出毛泽东怎样的情怀呢?这要从当时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来分析。处于摇篮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重重困难,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只能与苏联站在一边,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而苏联领导人此时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还心怀疑虑,还存有某种程度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因此,心情复杂的毛泽东在谈到屈原时格外动情,民族自信与自尊的情绪也油然而生,进而以屈原传人自励与自许,委婉地展露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爱国者的深沉情怀。

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访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

“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阴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在这天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

在此,毛泽东不仅向国外元首介绍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端午习俗,而且对屈原其人作出了较高评价,称赞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毛泽东在送别访华后即将归国的尼赫鲁时,又特地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对尼赫鲁的友好之情。

1957年12月,毛泽东让为他管理书报的逄先知请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着作,收集了五十余种,列了一个书目。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

毛泽东将屈原精神运用到党员干部的教育上,激励人们奋发有为,积极向上。

1950年3 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新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静观呈递国书仪式。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这些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时,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宁碎而不致其白,竹宁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是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

1957年,新华社的吴冷西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时,毛泽东找他谈话:“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毛泽东列举屈原、司马迁为例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放逐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到腐刑乃发愤着《史记》。”

1958年,是毛泽东读屈原着作最勤、感受最多的一年。该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他又向与会干部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1月18日凌晨一点多,突然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方向飞来,全城立即进入防空状态。警卫人员请毛泽东进防空洞,以保安全。但他却神情若定,安然处之,挥手说:“我不去,要去你们去。”又说:“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我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他让卫士长李银桥点燃蜡烛,聚精会神地读起了《楚辞》。毛泽东期望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是年7月1日写了《七律送瘟神》二首,比较强烈地反映了他的这个愿望,尤以第一首最为显着,这首诗的后半部分“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毛泽东是以地球为“飞行器”作巡天之游,比起屈原的远游规模更为壮观。《离骚》中屈原上天寻找天帝陈述政见以求支持,毛泽东则是向出身劳动人民、后来成为神仙的牛郎倾诉悲欢之情,其情怀更为高远和深广。毛泽东的这两首七律以及1961年所写的《七律答友人》,可谓“骚体苗裔”。

195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陆定一起草的《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在该文中加了一段话,特意把“屈原的批判丑恶”同“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重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等思想列在一起,看成是中国教育史、思想史上具有进步性的“人民性”的代表,并说:“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人民的教育。谈中国的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可见,毛泽东对屈原作品的思想价值是给予高度肯定的。

1958年9月,毛泽东在安徽视察时,借来一本《楚辞集注》,问随行的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回答说:“未读过。”毛泽东说:“这是本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1959年8月1 6日,毛泽东在《关于枚乘(七发)》一文中说:“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屈原的作品,比较集中地表现出他坚持真理、恪守气节、宁死不愿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在屈原作品中,通过对以楚怀王为首的腐朽贵族集团的揭露和自己遭谗被疏的痛苦愤懑的抒发,充分表现出他对“美政”的追求和对楚国黑暗统治的大力批判。这种批判精神,也正适宜毛泽东的个性。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等人的成就虽不如屈原,但他们继承了屈原的这种精神,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可喜之处”。

1959年和1961年,毛泽东又两次要《楚辞》读,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和明陈第撰写的《屈宋古音义》。收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的《屈宋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圈划。

对于屈原的创作,司马迁曾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把屈原的作品价值同他的人生遭际和人格光辉联系在一起来评价。毛泽东很同意司马迁的观点,并加以发挥。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毛泽东坚定地认为,一个人的经历、社会地位如何,其处境和命运如何,是否经受磨难,是创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他认为真学问一入太庙,便为牺牲;诗人作家一旦以精神贵族自居,便丧失艺术嗅觉,也没了诗的灵魂和本色。真正有创造力和才智的人,总是处于逆境中的人。只有那些身处不平、心里有火气的人,才能创作出具有艺术震撼力的杰作。

最能反映毛泽东对屈原的综合评价的,大概要算他1961年秋创作的《七绝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写下缅怀、歌赞屈原的这首诗,既是他毕生研究屈原其人其诗的深刻而独特感悟的结晶,也是在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势下的有感而发。

《七绝屈原》是毛泽东赞颂屈原诗品和人品的诗化评论。“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是说屈原的《离骚》等光辉诗篇,是他手中紧握的足以致敌于死命的利剑。这是赞屈原诗作的战斗威力。“杀人刀”的比喻,是对屈原作品的真理性和批判威力的形象化表述。毛泽东这两句诗对屈原作品的评论,一扫千百年来咏屈原诗作中的忧愁幽思、悲愤同情的气氛,出语惊人而深刻地指出:屈原的诗歌是指向腐朽势力的战斗檄文,读之使人感奋!这是前无古人的独创之论。“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是说由于社会的黑暗,奸佞小人太多而贤德之士太少,屈原感到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而奋身跃入汩罗江,悲壮而死,以死报国。从表面上看,屈原是被反动势力迫害死了;但从本质上看,屈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千古流芳。正如毛泽东所说:“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毛泽东在此诗中对屈原人格精神前无古人的评价。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毛泽东作诗咏屈原,当然不会是发思古之幽情。联系到此诗写作的时代背景,就不难体会到毛泽东歌颂屈原与现实斗争的联系。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国际风云动荡。毛泽东曾把斯大林和列宁比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这里他又把屈原的“楚骚”比作“杀人刀”。当时国际上多数共产党放弃了马列主义原则,走上背离革命和人民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不也同样面对着“艾萧太盛椒兰少”的困难局面吗?“一跃冲向万里涛”所塑造的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屈子形象,集中地表现出毛泽东的道德评价,也是对在反修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扞卫马列主义真理而战斗到底的心灵召唤。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正是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想到了屈原,他从屈原精神中吸取了力量。

《天问》是屈原的又一名作,全诗自始至终,完全以问句构成,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一百七十三个问题,被誉为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毛泽东对这首诗也评价较高。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吴江、邵铁真、龚育之等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时,将一套线装本的朱熹《楚辞集注》作为国礼赠送给田中,这既表明《楚辞》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又对当时日本学术界已出现的“屈原否定论”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同时,也向世界推介屈原及其作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屈原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创始人,毛泽东在创作风格上深受他的影响。通读毛泽东诗词,人们深深地被其气势磅礴、神奇浪漫、富于想象的艺术魅力所感染,从中可以窥见《离骚》、《九歌》给毛泽东的创作带来的影响。毛泽东的名篇之一《七津答友人》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的典故。“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来。“斑竹一枝干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由于毛泽东的个性特征和创作风格与屈原相类似,这是毛泽东酷爱屈原和《楚辞》的根本原因。

屈原和毛泽东,都是楚湘大地山川奇气所钟的伟大人物,是中国漫长历史长河中两位伟大政治家和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和人格精神的联系,是多方面的。毛泽东一生研读屈原诗歌,崇敬屈原人格,对屈原作了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评论,在诗词创作中发扬屈原的人格精神,吸收屈原作品的艺术营养,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诗风,从而使自己诗词的艺术成就和思想境界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